1937年10月18日，晨6时15分，山西五台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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痒。

林征醒来时，第一个感觉是左小腿传来的痒。不是蚊虫叮咬的那种刺痒，而是伤口愈合时新肉生长的、钻心的痒。

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土坯房的炕上。阳光从糊着麻纸的窗户透进来，在坑洼不平的泥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。空气里有草药的苦味，还有淡淡的血腥气。

他试着动了一下左腿。

疼，但能忍。伤口的痒和疼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奇特的感觉。

记忆涌来：

陈树生。

二十二岁。

山西太原人。

师范学校毕业。

三个月前参加的八路军。

现在是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的一名战士。

左腿是三天前在平型关撤退时被流弹擦伤的，伤口感染，高烧了两天。

林征——现在是陈树生了——撑着坐起来。土炕上还躺着另外三个伤员，都裹着脏兮兮的绷带，一个在睡觉，两个在小声说话。

“树生醒啦？”靠窗的伤员转过头。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，右臂吊着，脸上有好几道结痂的划痕。

“嗯。”林征应了一声。陈树生的声音温和，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清晰吐字。

“可算退烧了。”老兵咧嘴笑，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豁口，“你这学生娃命大，高烧四十度，老刘头都说你可能挺不过来了。”

老刘头是村里的土郎中，也是八路军的义务卫生员。

林征低头看自己的左腿。小腿上缠着灰布条，布条上渗着黄褐色的药渍。他伸手摸了摸，伤口应该已经结痂了。

这是第一次，他醒来时不是在战斗状态，而是在养伤。

存活时间：从陈树生参军到现在，已经三个月了。这是目前为止最长的一世。

“班长呢？”林征问。

“带人下山了，弄粮食。”老兵压低声音，“鬼子把山下几个村子的粮都抢光了，咱们断粮两天了。”

林征沉默。

陈树生的记忆告诉他：这是1937年10月，太原会战正在激烈进行。他们这个独立团在平型关战役后撤到五台山地区休整补充，但补给极其困难。

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
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掀开草帘子进来，手里端着个粗陶碗。是村里的李大娘，这些天伤员都由她和几个妇女照顾。

“娃醒啦？”李大娘看见林征坐起来，脸上露出笑容，眼角堆起深深的皱纹。她把碗递过来：“喝口粥，刚熬的。”

碗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粥，几片不知名的野菜叶子浮在表面。

林征接过碗，道了声谢。

李大娘摆摆手，转身去看其他伤员了。

林征慢慢喝着粥。粥很烫，野菜带着苦味，盐放得很少，但这是他这些天来第一口热食。

陈树生的身体本能地渴望着食物。胃在抽痛，是长时间饥饿后的痉挛。

喝完粥，林征试着下炕。左腿还有些软，但能站住。他拄着炕沿走了几步，来到窗边。

窗外是典型的山西山村景象：土坯房依山而建，院子里堆着柴火，几只瘦骨嶙峋的鸡在刨食。远处是连绵的太行山脉，秋日的山峦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黄色和褐色。

和平。

这一刻，竟然有种诡异的和平感。

如果不是空气中隐约飘来的焦糊味，如果不是远处偶尔传来的零星枪声，如果不是村里那些空了一半的房子。

“树生，来，坐这儿。”老兵拍了拍炕沿。

林征走过去坐下。

老兵从怀里摸出个烟袋，塞上烟叶，却没点火，只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。“没火镰了，”他苦笑，“上回转移时掉了。”

林征看着老兵。这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，右臂是在湘江战役时受的伤，骨头没接好，落下了残疾。本可以在后方工作，但他坚持要上前线。

“老马，你说……”林征开口，用的是陈树生习惯的语气，“咱们能坚持多久？”

老马——老兵姓马——沉默了。他把烟袋在手里转了几圈，才说：“多久都得坚持。咱们退了，老百姓咋办？”

这是最简单的道理，也是最沉重的责任。

陈树生之所以参军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。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原本可以教书育人，过安稳日子。但鬼子来了，学校炸了，老师死了，同学散了。

他记得离校那天，老校长站在废墟上说：“国之不国，何以教书？同学们，各寻前路吧。”

于是陈树生投了八路军。

不是为了报仇——他家人在太原陷落前就逃到西安了。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——八路军官兵平等，只有责任没有特权。

他只是觉得，这个国家不该这样。

林征感受着这份情感。和陈树生的记忆融合得越深，他就越理解这个年轻人：理性、温和，但骨子里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倔强。

下午，班长回来了。

班长叫王大山，二十五岁，河南人，也是老红军。他带回来半袋小米，还有几个冻硬了的红薯。脸色铁青，身上有血。

“咋了班长？”老马问。

“***汉奸，”王大山把粮食往地上一扔，“带鬼子搜山，把咱们藏在山洞里的粮食挖出来了。老赵他们几个……没了。”

土坯房里一片死寂。

没了。

这个词在战争中意味着死亡、失踪、或者被俘。但无论哪种，都意味着再见不到了。

“粮食呢？”一个伤员哑声问。

“抢回来一半，”王大山抹了把脸，脸上的泥土和血混在一起，“用三条命换的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林征看着那半袋小米。粗布口袋，最多二十斤。二十斤粮食，三条命。

这就是敌后根据地的现实。

“树生，”王大山突然看向他，“你腿能走了不？”

“能走。”林征说。

“那好，明天你跟老马转移。”王大山说，“这里不能待了，鬼子肯定还会来搜。咱们得往深山里撤。”

“班长你呢？”

“我留下断后，把痕迹处理干净。”王大山咧嘴笑，笑容很苦，“放心，死不了。”

林征知道，班长是在说谎。断后的人，活下来的几率不到三成。

但他没说话。陈树生不会说破，八路军里每个人都心照不宣：有些任务，就是去送死的。区别只在于死之前能换多少。

夜里，林征睡不着。

他躺在炕上，听着旁边伤员的**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脑子里却在整理这几个月来的记忆。

陈树生是个细心的人，有记日记的习惯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他还是用铅笔头在废纸上断断续续记了些东西：

9月25日，平型关。第一次打仗，吐了。但赢了。

10月3日，撤退。伤，发高烧。

10月12日，李大娘用最后半碗米熬粥给我喝。她孙子饿得哭。

10月15日，教村里孩子认字。五个字：中国、八路军。

10月17日，粮食没了。

这些零碎的记忆，构成了一个普通八路军战士的日常：战斗、转移、饥饿、伤病，还有在绝境中依然坚持的“教育”。

教孩子认字。

在随时可能死亡的战场上，在食不果腹的山村里，陈树生依然觉得，孩子们应该认字。

林征忽然想起李振良。那个学生兵也相信，知识是有力量的。

也许陈树生就是李振良的另一种可能——如果李振良活下来，如果没有战争，他也会成为一个老师，教孩子们读书认字。

但战争没有如果。

第二天一早，转移开始了。

林征的腿还有些瘸，但能走路。老马的胳膊吊着，用左手拄着根木棍。除了他俩，还有两个轻伤员，以及村里的五个孩子——都是父母被鬼子杀害的孤儿。

李大娘把他们送到村口，往每个孩子怀里塞了个煮熟的土豆。“跟着八路叔叔走，听话。”她挨个摸孩子的头，眼睛红着，但没哭。

最小的女孩，大概五六岁，抱着李大的腿不撒手：“奶奶，你也走……”

“奶奶老了，走不动了。”李大娘蹲下来，用粗糙的手擦去女孩脸上的泪，“丫丫乖，跟着陈老师，学认字，长大了给奶奶写信。”

陈老师。

村里人都这么叫陈树生。

林征看着这一幕，胸口像堵了块石头。

转移的队伍钻进山里。山路崎岖，秋日的太行山已经有些冷了。落叶铺满了小路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

林征牵着丫丫的手，小女孩的手很小，冰凉。

“陈老师，”丫丫仰头看他，“咱们去哪？”

“去安全的地方。”林征说。

“那还回来吗？”

“……回来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林征答不上来。

陈树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。

走了大半天，中午时分，他们在半山腰一个山洞里休息。王大山留下的粮食不多，每人分到一小把炒米，就着山泉水咽下去。

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叫，但都没哭闹。这些战争中的孩子，过早地学会了忍耐。

“树生，”老马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，“班长可能回不来了。”

林征点点头。

“你说，咱们这么坚持，有用吗？”老马看着洞外的群山，“鬼子那么多，装备那么好，咱们躲在山里吃野菜，能赢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李振良被问过，现在陈树生也被问到了。

林征沉默了片刻。陈树生的记忆、李振良的信念、赵铁山的愤怒、张二狗的懵懂，都在这一刻交织。

然后他说：“不是能不能赢的问题，是必须坚持的问题。咱们退了，丫丫她们怎么办？李大娘她们怎么办？”

老马愣了愣，随即苦笑：“是啊，没得选。”

下午继续赶路。

傍晚时分，他们抵达了预定集合点——一个更隐蔽的山谷。已经有十几个战士等在那里，都是分散转移过来的。

但没有王大山。

天色渐暗，山谷里升起篝火。战士们轮流站岗，其他人围着火堆休息。粮食已经吃光了，大家只能喝热水充饥。

丫丫靠在林征怀里睡着了。小女孩的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角，梦里还在喃喃：“奶奶……”

林征抬头看星空。

太行山的夜空很清澈，星星又多又亮。如果没有战争，这该是个美好的秋夜。

他想起了张二狗，那个死在北大营月光下的少年；想起了李振良，那个相信“会赢”的学生兵；想起了赵铁山，那个用大刀砍了八个鬼子的沧州汉子。

现在，他是陈树生，一个教孩子认字的八路军战士。

四世轮回，四个不同的人，却都在做同一件事：在绝境中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守护着什么。

深夜，哨兵突然发出警报。

“有动静！”

所有人立刻惊醒。战士们抓起枪，把孩子们护在中间。

山谷入口处传来脚步声，还有日语的低语。

鬼子追来了。

“老马，带孩子们往后山撤！”一个干部下令，“其他人，跟我掩护！”

“树生，你腿不行，也撤！”老马拽了林征一把。

林征看了看怀里的丫丫，又看了看那些端枪准备战斗的战士。

陈树生的腿确实不行，跑不快。但他识字，会教孩子，能把这些孩子带大。

而掩护的战士们，可能都会死。

“走！”老马推了他一把。

林征咬牙，抱起丫丫，跟着老马和其他孩子往后山跑。另外两个伤员也跟上来，一个背着个七八岁的男孩，一个牵着两个稍大点的孩子。

身后传来枪声。

激烈的交火在山谷里回荡。八路军的装备差，但地形熟悉，利用岩石和树木做掩护，顽强阻击。

林征拼命跑。左腿的伤口崩开了，血渗出来，每跑一步都钻心地疼。但他不敢停。

孩子们在哭，但都忍着不发出太大声音——这是这些天陈树生教他们的：遇到危险，要安静。

跑了不知多久，枪声渐渐远了。

但危险还没结束。

“那边！”一个伤员突然指向右侧山坡。

几个鬼子从侧面包抄过来了！

“分头跑！”老马嘶吼，“能跑一个是一个！”

队伍立刻散开。林征抱着丫丫往左，老马带着两个孩子在右，两个伤员各自带着孩子往不同方向跑。

鬼子分散追赶。

林征拼命跑，但抱着孩子，腿又有伤，速度越来越慢。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他钻进一片灌木丛，把丫丫藏在里面。“丫丫，别出声，等老师回来。”

丫丫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但点了点头。

林征转身，从地上捡起一根粗树枝，站在灌木丛前。

三个鬼子追了上来，看见他，停下脚步，端起了枪。

林征看着他们。

这一次，他没有武器，没有战斗力，腿还受了伤。

但他是陈树生。

是教丫丫认字的陈老师。

是李大娘托付孩子的八路军战士。

他不能退。

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文喊：“投降！不杀！”

林征笑了。他用尽力气，用最标准的普通话回答：

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
然后举起树枝，像举着一把枪。

枪响了。

第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右肩，他晃了晃，没倒。

第二颗子弹打中左胸，血迅速染红了军装。

第三颗……

林征倒下去。视线开始模糊。

最后的60秒。

他艰难地转头，看向灌木丛。丫丫的小脸在树叶缝隙间，泪流满面，但死死捂着嘴，没发出声音。

好孩子。

林征用最后的力气，对她做了个口型：

“活下去。”

然后，他闭上了眼睛。

走马灯开始转动：

太原的师范学校，窗明几净的教室。

老校长站在讲台上讲《岳阳楼记》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……”

离校那天，废墟上的告别。

参军，领到军装，太大，李大娘帮他改小。

平型关，第一次开枪，手抖得厉害。

教孩子们认字，丫丫写得最认真。

李大娘说：“娃，教孩子认字，是大功德。”

刚才，丫丫问：“咱们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也许回不来了。

但总有人会记得，这里曾有个陈老师，教孩子们认过五个字：

中国、八路军。

那个意念如期而至：

“记住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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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10月22日，夜9时08分

死亡确认

存活时间：2个月4天（从参军到死亡）

最后选择：用身体掩护孩子，口型“活下去”

死因：多处枪伤，失血过多

击杀记录：无（此世未击杀敌人）

遗言记录：“我是中国人”（普通话）、“活下去”（口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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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生间隙：6.7秒

这一次的漂浮，四份记忆同时涌现。

张二狗的白面馍，李振良的“会赢的”，赵铁山的“给娘带话”，陈树生的“教孩子认字”。

四种不同的生命，四种不同的死亡，四种不同的坚持。

林征感觉到，自己的“灵魂”正在发生某种质变。不再是简单的记忆叠加，而是开始形成一种……理解。

理解这个民族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为什么还能坚持。

因为总有人在守护着什么：一口饭，一个信念，一份孝心，一个孩子。

然后，新的剧痛。

更潮湿，更炎热，完全不同的环境。

轮回第五世，开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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